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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尼利笔下的辛德勒

沸点日报 2017-05-31 6062 0

辛德勒,一个德国人,纳粹党员,工业家。

“辛德勒的犹太人”,二战期间在辛德勒工厂中得到庇护,生存下来的犹太幸存者对自己的称呼。终其一生,他们以此为豪。这两个原本位于道德天平两端的词语奇迹般结合在一起,象征着人类历史最黑暗时刻中闪耀的良心与勇气、生存与救赎。

小说《辛德勒名单》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。作为这部曾折桂1982年布克奖小说的作者,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·基尼利借“澳大利亚文学周”之机来到北京,对笔者谈起他与辛德勒,与历史写作,与文学间的奇妙缘分和深邃思考。时光,在这位81岁老人的讲述中,逐渐变得清晰。

  基尼利笔下的辛德勒 文化 第1张

托马斯·基尼利(蔡华伟绘)

1980年,基尼利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比佛利山的一家箱包店遇到店主、“辛德勒的犹太人”利奥波德·普费弗伯格,第一次从他口中得知辛德勒的故事,看到幸存者的资料。在普费弗伯格的鼓励与陪伴下,基尼利耗时几个月,采访了散居于以色列、波兰、美国、德国等7个国家的50位“辛德勒的犹太人”,获得了详实的一手材料。

基尼利笔下的辛德勒 文化 第2张

《辛德勒名单》英文版

恰恰因为太真实,当《辛德勒名单》获得专为长篇小说而设的布克奖后,关于它究竟是纪实还是小说的争论曾不绝于耳。基尼利说,他采访过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被准确、完整地讲述出来,采用现在的写作方式,是出于对幸存者的尊重。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,他还会比对几位幸存者的讲述,从中判断出最符合历史事实的记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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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剧照,图中者为辛德勒。

与原著小说相比,更为人所知的,大概是美国导演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。这部时常近3个小时的电影与原著最为相似之处便在于:纪实性。斯皮尔伯格所选择的黑白影像的特质赋予影片以强烈的纪实感,但基尼利却开玩笑地说,当他听说斯皮尔伯格要拍一部黑白电影时的第一反应是:他疯了吗?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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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

基尼利说,辛德勒身上的瑕疵,恰恰是最吸引他的地方,而导演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基于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之所以能得到自己的认可,正由于他也捕捉到了辛德勒内心深处的复杂与暧昧,将其呈现于荧幕之上。因此,影片虽然删减了小说中的诸多人物和情节,却依然保留了原著的完整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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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剧照,图为纳粹军官阿蒙·格特与辛德勒。有人评价,这两个人,如同一人之黑白两面。

无可否认,《辛德勒的名单》是一部票房与口碑“双赢”的电影,当年即横扫奥斯卡颁奖礼,获得七项大奖。2007年,美国电影学院评选出20世纪百部佳片,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位列第八。然而也许由于视角与呈现介质不同,谈起这部影片的创作与改编,基尼利依然有自己的想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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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尼利与导演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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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演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与扮演辛德勒的演员连姆·尼森。

他说:“在电影结尾处,人们很喜欢的一个场景,即是辛德勒痛苦地说:‘他可以把奔驰车送给阿蒙,他本可以、应该再拯救更多人。’但如果我是导演,不会这样处理这一情节,因为当时真实的历史情景是:辛德勒必须尽力将工厂保持在秘密状态,工厂中已经有太多犹太人了,这些人是他通过铁路运输来的,如果人数继续增长下去,这个途径就会被发现,继而关闭。这才是真实的故事。”

“虽然斯皮尔伯格的处理方式令电影看起来效果不错,但我认为,如果辛德勒仅仅意识到:可以通过购买囚犯的方式来拯救他们,但这对于真实的辛德勒而言,太过愚蠢,因为真实的情况充满了矛盾与冲突,并非这样简单。电影导演通常都认为自己是电影的作者,但如果是我,我会通过另外一种形式进行表现。”

虽然在这一幕的处理方式上存在分歧,基尼利依然认为斯皮尔伯格并非一个傲慢的导演,在影片拍摄时,他不但听取自己的意见,也注重聆听犹太幸存者的意见。例如电影最后一幕时,囚犯们在辛德勒的墓碑上放置石头,就是很好的呈现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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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剧照,图为影片结尾,获救的犹太人在辛德勒的墓碑上放置石头。

每位看过影片《辛德勒的名单》的人,大概都无法忘记黑白影片中唯一的一抹红色:一个身着红衣的小姑娘。这抹红成为绝望中的一抹亮色,黑暗中的一丝希望,令人念念不忘。其实在原著中,这位红衣小姑娘名叫珍妮亚,基尼利对她的家庭和生活经历着墨甚多,并且详细地描写了年仅三岁的她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,躲避党卫军的追捕,安全返回家中。

但在影片中,导演砍去了关于珍妮亚的一切细枝末节,将她呈现为一抹具有强烈象征色彩的红色。坦率地说,对于斯皮尔伯格的改编和拍摄,唯有这一段令我击节赞叹,大概这是他作为导演在影片中最为灵光乍现之处。

基尼利对于这样的改编也非常认可,他说:“是的,这个小女孩在电影中非常具有象征意义,在电影中的呈现非常精彩,黑色、白色与红色的色彩对比强烈。同时,这个小姑娘的处境隐喻了当时历史中所有儿童的境遇,他们有多么聪明,充满勇气,用自己的方式逃离囹圄,生存下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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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作历史小说,或写作以历史真实人物或真实事件为依托的小说时,作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: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间的关系?《辛德勒名单》等作品极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:有时候历史比任何天马行空的想象都更具有戏剧性,更能由其冷峻的真实给人以心灵的震撼。

在基尼利看来,人物日记或出版物不会告诉你一切,任何人写日记,都会就无法明言的事情在文字中留下蛛丝马迹,而留给小说家的任务就是:探索,探索,再探索,如侦探般在字里行间发现这些线索。此外,由于时代所限,关于历史的记述总会留有空白,细节缺席之处,便是合理虚构登场之时。然而他也说,这种写作方式并不适用于辛德勒的故事,因为每位幸存者提及这段历史,每个细节历历在目,讲述倾泻而出。

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,中国文学、澳大利亚文学,都各有其重要位置,各有其鲜明特征。某种程度上,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跨越国界、超越种族的世界语言。《辛德勒名单》记录的历史故事,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反思,同样也给东方读者带来启迪,因为人性的光亮与崇高是共同的追求。

这也是为什么,经由文学,辛德勒这个人,及其背后承载的那段历史,以及历史所反映出的人性之复杂与崇高如此动人,如此经久不衰,历久弥新。通过文学创作与阅读,认识一个国家,感知一个国家的文明与历史,大概是最直抵人心的途径。这是中国文学与澳大利亚文学本已相通的桥梁,也是文学给予每个心灵的应许之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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